導語
對于中共這些年的黨政機構改革,有著种种不同的解讀和評說,有些評論甚為矛盾。或是贊譽,認為這是為破除“政令不出中南海”、 破除“九龍治水”的措施,構建了中共特色的黨政关系;或是批評,稱中共體制在改革后更加走向集權。為何會有這种大相徑庭的評價?是意識形態作祟還是學識知識不同導致?

筆者作為對黨建研究有興趣的后輩,就些許疑問特别整理了中共黨建領域著名專家王長江教授近几年的作品,并向他請教。他曾是中共中央黨校黨建教研部主任,2016年退出領導崗位。逃離瑣事和行政任務的他,有了對于中共黨建及其历史作更為專心更為深入思考的機會。

“好多根本問題和概念都要重新認識。”這是王長江總在提的一句話,也是我印象最深的一句。或許也就是這一句話,擊中了我的所有疑問。我們把他的所思所想編輯成以下對話,以饗讀者。
  • 多維

    去年,中共對黨和國家機構進行了大幅度的改革,這种深度改革,基于中共建政70年來的經驗總結,也是對于目前改革進入深水區的一种回應。其中反映著中共對于黨政关系的新看法,以及中共對于權力的認識。

 
  • 王長江

    近年來,我研究的著眼點主要在中共建政之后黨建方面的历史。諸多收获之一,就是了解和認識了這個黨對于權力的認識和運用實踐的曲折過程。我們知道,一個黨获得了國家公權力,生存的條件完全變了,由此帶來的在理念、理論、行為方式以及國家治理等等方面的情況,都會與之前不掌權時有很大的不同。用新制度主義的觀點來解釋,雖然一個政治系統本身就是制度,但其實它周邊環境、制度活在其中的文化,過去叫做制度環境,其實都是大概念制度的組成部分。正是這個大概念的制度,約束著權力,決定著權力的運行。共產黨在局部執政的時候,約束中共權力的最大因素是執政的國民黨,這就是当時的制度環境。它促使中共在那段時期內必须做到比國民黨更先進,才能吸引更多的民心。這是制度環境本身就有的對中共的巨大約束力。但是,共產黨在全國執政后,情況就不一樣了。原來外部的國民黨政權的壓力一下子垮掉了。在這种情況下,權力要不要約束,誰來約束,用什么來約束,都成了新的問題。可以說,它們是伴隨至今一直在探索的問題。今天的改革,就是這個探索的繼續,是這個探索的一部分。

 
  • 多維

    對当時取得政權的中共來說,可能國內并不存在對其有影響的政治勢力,但放眼世界,無論是苏聯亦或美國為首的西方,都對中共某种程度產生著制度環境的影響。

 
  • 王長江

    的確,國際環境任何情況下都是一种存在著的制度環境,它們是有作用的。但對于一個執政的黨而言,這种影響是間接的,只能看作是一些外部影響因子,是背景,而不是構成權力約束機制的內容。納入國家內部制度的約束才是直接的。從历史上看,如果構成約束的機制是缺失的,權力任性往往會不受限制地體現出來,只有在付出巨大的代價之后,才會出現改變。因此,對于執政黨,特别是對于共產黨一黨領導的制度而言,如何規范和約束手中的權力,始終是一個事关命運和前途的重大課題。

    對于如何規范和約束公權力,一般民主理論有很詳細的論述。基于民主政治的理念,西方的多黨制、三權分立以及議會制、總統制、君主立憲制等制度架構得以形成。苏共為代表的馬克思主義政黨形成的顯然不是這樣的限制權力理念。中共在很長的時期內接受了苏共的觀念,曾經認為,權力之所以出現腐敗等問題,是由于它的階級屬性。剝削階級的政權,不可避免地會出現腐敗。無產階級則不同,我們用了大量諸如最先進、最大公無私、最代表未來等詞句來形容它。這給人的感覺似乎是,它掌握的權力沒有約束的必要,或者自己能夠成功約束自己。這客觀上導致了這類政黨普遍沒有在設計相关制度上下功夫,最終結出了權力失去制約的果實。中共執政之后发生的不少事情,也都與權力約束不夠有必然的聯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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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寫:元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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