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
“全面灭权”“法治倒退”“划地”……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广深港高铁“一地两检”合作安排,虽然是既定动作的阶段性进展,但还是引发香港社会部分群体的激烈反弹。对此,多维记者专访了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法学院副教授,全国港澳研究会理事田飞龙博士,在他看来,此次一地两检产生的争议不仅仅是个案,更是三十年余来香港与内地“恩怨情仇”新的篇章。
  • 多维

    香港舆论层面对于一地两检反响非常强烈,不仅有元旦游行,也有“全面灭权”,大律师公会谓之“最大倒退”,也有论调说这是在为“23条立法”铺路。你如何看一地两检及其引发的争议?

 
  • 田飞龙

    我本人没有预料到在人大常委会通过一地两检决定后香港社会有这样大的反弹。

    因为一地两检是对香港老百姓有利的一项经济民生工程。考虑到内地经济发展形势,将香港接入内地高铁经济圈,能够让不仅仅是香港青年人,也包括香港老年人回乡、旅行和就业更为便利。另外,粤港澳大湾区的推动也需要交通基础设施的支撑。可以说,一地两检的开通意义甚至要大于港珠澳大桥的开通,毕竟大桥的承载量无法和高铁的运行相比。

    就如林郑月娥所讲的那样,这些大律师们太过于精英心态。他们更多地是从自己单方面理解的香港高度自治和香港管辖权的完整,甚至想象中的“香港自治领土”完整的角度出发,而没有考虑香港经济与内地融合的实际需要,没有考虑香港中下阶层居民北上探亲、就业、旅行的需要。这是精英心态与大众生活的一种脱节。

 
  • 多维

    反对的声音主要不是考虑它的经济合理性和民生需求,而是纠结是否能从基本法中找到依据。

 
  • 田飞龙

    在这个问题上需要一分为二地看。第一,基本法在上个世纪80年代构思时,当时的经济状态是香港先进,内地落后。一国两制设计的初衷是内地学习香港,因此没有考虑到香港也有需求融入内地经济圈。因为香港本身属于亚洲四小龙,拥有着英国给它留下的西方的经济圈归属及其特点成就感。所以,一国两制和基本法中没有超前预见到这种后出现的问题,没有提供已设计好的明确条款,但这并不意味着一国两制和基本法不能提供解决新问题的方法,为一地两检提供宪制合法性的空间。

    一国两制中就包含着“两制”互动融合的初衷初心。这就要求,香港和中央在遇到新问题时互相提出自身的诉求,以协商民主和分阶段步骤的方式共同去完成工作。例如在一地两检中,首先是地方形成合作安排,然后中央去确认它的合理合法性,再回到本地形成具体的法律细节。正是因为单纯的自治权无法处理这样的事情,而中央也无法单方面说了算,所以需要多步骤完成。在这些步骤中,香港本地的民意和利益也能够得到体现。

    第二,从具体的法律条文上也能找到合法性,而大律师对于基本法的解释过于机械和偏颇。

    首先,对基本法的解释应该放到整个中国宪制框架中去理解,考虑到宪法是基本法的来源和基础。在基本法中去找条文解释需要从多个条文中进行体系化的解释。

    中央决定案中指明,一地两检是合理的,而且是符合宪法和基本法的。基本法第七条关于土地使用权的条款,支持特区政府运用自治权为香港的整体福利与广东省签订合作安排。基本法第118和119条关于特区产业政策制定权的条文,特区应该创造条件和环境支持相关产业的发展,而交通运输业就是重要的一方面。香港不能仅仅重视海上交通,在经济新形势下,更要重视陆上交通和高铁交通。这些都说明基本法中有相关条款成为一地两检的依据。

    其次,人大的这种决定不是第一次。人大有这样的决定,是因为人大常委会在基本法秩序中,拥有超越本地自治权的至高地位,这不是自封的,而是宪法和基本法确定的。之前在香港运行高度自治权时,人大不经常使用此权并不表明没有此权。关于政改的八三一决定也是这一中央管治权的具体体现。

 
  • 多维

    大律师也并非一定要反对,只是又纠结于第18条,即全国性法律需要列入附件三。

 
  • 田飞龙

    对,此前考虑过这种方案,但实际操作会非常奇怪:一方面列入附件三的法律是全香港适用,而这次仅仅是西九龙站地下两层适用而已;另一方面,内地在地下两层的权限是综合管辖与执法权,这会导致内地几乎所有法律都需要列入附件三,这将在操作上非常麻烦甚至不可能,也违背了第十八条的初衷;再者,地下两层在法律上拟制为“内地口岸区”,可参照深圳湾模式,内地法律自然而完整地延伸适用,这样安排在法理和法律技术上更为先进。

    同时也没必要使用第20条,因为中央没把它当做新授权的事项。一地两检的方案仅仅是地方合作协议,是香港特区政府行使自治权过程当中,有些环节需要中央保障,中央做的仅仅是疏通地方,居中确认其合理合法性。并非中央主动,而是香港主动。一地两检的性质仅仅是中央去支持特区政府依法执政,融入大湾区,灵活开展与对等行政单位互联互通合作安排事项。

    此外,内地口岸区的性质问题也产生了争议。在人大决定中,将内地口岸区视为内地。大律师们应该明白,其实这仅仅是内地法律自然而然的延伸,犹如深圳湾是香港法律的延伸一样。这不代表该部分的产权和物业属于内地,而仅仅是“法域”延伸意义上的法律拟制。

 
  • 多维

    其实一地两检今次引发的争议,在基本法起草之初就已经存在,一地两检不过是一个“壳”,引出了香港面对一系列政治议题时的近乎统一化的执拗。

 
  • 田飞龙

    在基本法起草过程中,其实一直有两种不同的声音,而每一条基本上都会有10多个版本。当时香港精英认为,回归已经不可避免,在此条件下他们试图在基本法内获取更大的本地利益,以及聚焦于民主实现普选,及保护其自身经济利益。所以,本地利益优先,财产权优先,民主权利发展优先,这三大优先是当时起草时香港精英与末代港督彭定康及中共三方角力的出发点。

    基本法事实上也基本实现了他们的诉求。但对于中央来说,一国两制是一个整体,因此它不能仅仅对香港好,它还是中国现代化、国际化整体战略方案的一部分。那么国家在一国两制中的利益到底是什么呢?其实就是近几年一直强调的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主权与安全即香港不能成为反国家基地,这是任何一个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最基本的政治忠诚要求。因此本土分离乃至港独是不能容忍的。发展利益是指香港要在不同阶段根据其自身独特优势支持国家发展。过去是帮助国家现代化,现在则在国家主场优势下参与及融入式发展。此次一地两检产生的争议不仅仅是个案,更是央港三十余年“恩怨情仇”新的篇章。

 
  • 多维

    没有人会否认,香港需要走出去,需要打开牢笼。问题在于,怎么走出去,怎么打开。一地两检只是工具,只是为这种“走出去”提供了路径,却不一定成为最初的动力和诱因,因为一些香港年轻人从心底里比较排斥反感内地,即便有了高铁,可能还是不会主动选择来内地看看。基于此,我们如何建立与高铁这一硬件相配套的“软件”,也即对香港的吸引力和认同感?

 
  • 田飞龙

    让愿意来的人先进来,让来的人把不同的信息带回去,这本身就是有意义的交流。人心回归不能仅仅是自上而下的政策引导,还需要自下而上的民心相通,而这更是国家统一坚实的基础。我觉得这方面问题不大。因为香港的城市性格理性温和,不是一个有革命传统的城市,也不是充斥着暴力的城市,而是生存优先,经济理性突出,商业化色彩浓厚,国际化体验深厚的城市,有着适应新形势与新秩序的强大调整能力。

    当然内地仍然有治理现代化的短板,在价值观上有与香港相差异的地方。香港同胞需要认知到,如此巨型规模人口的现代化转型不是短时间内可以完成的。而且这种差异是可以理解的,并且就是这种差异,导致了内地勃勃生机,内地人敢于走出去,在创业创新、学习新知识等方面的欲望和成就远远超过香港、台湾。有台湾智库的学者提到,现在的大陆很像台湾60至80年代经济起飞的阶段。而现在的香港和台湾,越来越走入后现代式的守成,害怕竞争、吃苦,喜欢享受,过度消费普适价值而遗忘或回避生存奋斗、学习、团队合作。

 
  • 多维

    北京积极促使香港融入内地,然而两边仍然有着明显的界限,例如一些书籍的出版,新闻的播报,也包括实际在通关过程中的通行证、签注的办理。

 
  • 田飞龙

    这条界限需要这样理解。它不存粹是内地与香港的界限,而是中国与西方世界的界限。这表明一个基本事实,中国现在还不足够自信,国家软实力还不足够成体系和强大,所以会有本能的自我保护倾向,来稳定民族复兴的进程。避免由于过早开放复杂的资讯,暴露其软实力的短板,造成意识形态危机。

    而两者的融合又是必须的,因为不融合会导致香港丧失在全球化经济调整期的机遇,香港衰落后最终仍然损害着香港同胞的利益。所以香港繁荣稳定既是香港同胞根本利益的需要,也是中共治国理政向世界持续证明的需要。

    所以融合和这种有形或无形的边界反映了香港与国家,国家与世界复杂冲突的关系,仍然需要中国的执政者比较长的时间去梳理。或许到了第二个100年后中国与世界的差异才不会那么大,一国两制的差异也不会那么大。这不意味着中国和西方一模一样,而是之前意识形态和价值的鸿沟差异走到了中间点,这叫历史的中和。

 
  • 多维

    如今香港的确需要二次命运的思考,这种思考不一定需要等到2047年,而且如你所说,现在香港正在发生的种种,政治上的执拗也好,经济上相对优势的下降也罢,都是无法避免的阵痛。问题在于,香港这种阵痛会持续多久?十九大新任常委王沪宁,曾在日记里写道:“问题总是有的,问题是高明的人站在矛盾之上,不高明的人站在矛盾的一边。”可能对香港来说,也需要学着站在矛盾之上看问题。

 
  • 田飞龙

    王沪宁讲到矛盾之中和矛盾之外,置于香港就是要从香港看香港变为从中国看香港,要有外部视角去评估香港的前途命运,而不能仅仅从香港自身和香港历史出发。香港的体量和历史经验表明,它历来不是独立自主的政治经济体。之前它是英国远东的金融中心,其实就是大体系中发挥的某一个功能。今天英国远离之后,香港不可能存粹依靠自己来实现国际化大都市和国际金融中心地位,而要依赖国家--中国。我曾说,香港是世界金融中心,但历来是帝国秩序的边缘。边缘的存在就需要它跳出这个视角,从决定它命运的中心秩序中去理解自己。

    香港缺乏战略眼光,这有可能与香港在高度自治之下,香港人才本身的视野有关。在港英之下,是英国为它们定方向和角色,而这些香港公务员仅仅处理精细之事。可是,一国两制仍然需要坚持,香港仍然有高度的自治权,国家能做的事情毕竟有限,无法完全代替香港特区政府。因此特区政府迫切要培养具有战略眼光、理解国家意图,理解香港在国家定位的人才。

 
  • 多维

    其实不独是香港,局外人在看香港时也不一定能站在矛盾之上。毕竟,理解香港社会本身也是一大难题。

 
  • 田飞龙

    香港社会非常特殊,不能从简单的中国属性或者西方属性去理解它。从历史方面我非常赞同周永新的一个观察,他认为香港是一个和内地紧密联系的难民社会转化为本土社会的过程。之所以称为难民社会,因为它是整个20世纪内地革命运动中被排斥人口的短暂居留地,内地人口博物馆。香港一方面面对北方主体中国的共产党统治,一方面在英国殖民统治下,永远是二等公民,再加上其人口来源多因政治迫害,导致香港人首先寻求安全感,其次寻求自己管理自己的事。这就导致他们可以吃苦耐劳甚至接受威权统治,但特别注重自身的经济利益和安全,特别会与各方打交道,进而导致其对任何一方都不会绝对忠诚,缺乏固化的身份认同。

    可以说无论是港英时期还是回归后,香港一直处于游离状态。如今游子回家,的确需要一种新香港人精神的出现,即一定要把中国这个家当作家,变成长期的命运共同体。而香港表面上体现的思想多元背后其实体现着它的一种迷茫。所以二次前途是一个正式的命题,只是没有更多的选项,即在一国两制下融入国家,重建稳定的命运共同体。这个时间或短或长,但在2035年,香港社会应该会有一个决定性的变化,从游离社会变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权之下的一个有国际特色的社会。

 
  • 多维

    我们知道,习近平自2012年上台至今,很有野心,不管是对于台湾问题,还是香港问题,都有很强的危机意识和问题意识。在你看来,习近平是否有明确的思路去解决香港问题,或者解决香港问题并没有一个具体的“方案”,而是内嵌在中国现代化过程中,问题即会自然而然解决。

 
  • 田飞龙

    我倾向于后者。香港问题在习近平民族复兴和全球化大局中的分量将不断下降。这就说明,习近平认为在国家民族复兴及世界体系结构性演变之后,港台问题自然解决,这是符合历史唯物主义的。但在促成结构性和解及融合之前,也有大量可为的议题及空间。

    因为港台问题的出现,就是中国积贫积弱和四分五裂,在国际秩序的权力游戏中碰撞失败的结果。因此港台问题如何产生,它也将如何结束。当然这不意味着不会有积极有为的方面。毕竟无论香港还是台湾都是同胞,不能让这一过程太过痛苦,中央定会有政策相扶持和吸引,以实现命运共同体的利益最大化。

    所以,战略上有自信,以问题如何产生将如何消失为方法论,同时也会在具体的时间点和议题上主动出击,维护中国的根本利益及协调保护地方利益。

 
撰写:元峰 甄言

评论

【声明】评论应与内容相关,如含有侮辱、淫秽等词语的字句,将不予发表。

往期对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