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
整个2017年,世界似乎进入到了对于民主再认识、再反思的周期之中。不管是美国总统特朗普意外赢得大选,还是英国脱欧公投后留下的烂摊子,亦或是台湾通过降低门槛后的公投法拥抱直接民主,都无时无刻不在提醒着人们:是时候从民主的迷思中清醒了。

曾几何时,美国历史学家福山的“历史终结论”令西方国家趾高气昂、欢欣雀跃,现如今,历史终结论已自我终结,福山本人也承认了局限性和想当然。民主是个好东西,可并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民主作为普世价值无可厚非,可并不只有一种样态。世界因多样而丰富多彩,每个国家发展模式也有着独特的内在肌理与逻辑。

为了尽可能走出民主的迷思,解开执拗的症结,多维记者专访了华东师范大学政治学系教授郝宇青。在郝宇青看来,选举都不可能是民主唯一的答案,而民主在本质上是一种说服的政治。以下为访谈实录。
  • 多维

    2017年,世界似乎进入了对民主的质疑和反思当中。包括特朗普的当选和英国脱欧公投,都让西方主流媒体和政界大跌眼镜。今天我们该如何重新理解民主?选举、公投与民主三者之间的内在关系究竟是怎样的?

 
  • 郝宇青

    关于何为民主,这历来是一个颇有争议的问题。因为它没有标准答案,西方有西方的标准,发展中国家有发展中国家的标准;即使是同一个国家的人们也会有差异。当然,这种关于民主的争议本身,就是一种民主的实践。所以,没有必要对此大惊小怪。

    但是,不管怎么说,选举都不可能是民主唯一的答案。因为这很容易证伪。例如,苏联时期的投票率很高,如果按照选举是民主的标准的话,那么,苏联就是一个民主程度很高的国家。但是苏联并不是。而且,政治生活并不仅仅只限于选举,它还包括言论、结社、抗议等活动。

    如果仅仅把选举作为是否民主的唯一标准的话,那么,选举之后的政治生活该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呢?选举的时候是民主,选举之后又是如何呢?其实,选举只是一次性的活动,选举之后的生活才是占据人的大部分的时间的,因而,选举之后的状态是否民主才是最重要的,才是最值得关心的。

    在我看来,民主在本质上是一种说服的政治。政治生活中有没有“说服”,可以作为判别一个政治体是不是民主的标准。说服不是强制,不包含暴力的成分。通过说服,自然也能够为政权赢得合法性。在此时,一个政权的说服能力就显得十分重要了。“说服”有点类似于以前人们所说的“怀柔”。

 
  • 多维

    人们一般将“选举式民主”作为民主转型完成的标志。但我们能明显的看到,有些国家和地区转型相对成功,比如韩国、台湾,但似乎更多的国家转型失败了,泰国、津巴布韦等国家陷入周期式政治动荡,苏联、南斯拉夫、乌克兰等直接分裂解体了。你怎么看民主政治在一些国家水土不服的情况?

 
  • 郝宇青

    这一看法本身就有问题,因为它可能有把西方民主当作民主政治的样板、当作唯一的模式。民主政治在一些国家出现水土不服的情况,有多种多样的原因。总的原因在于:社会转型必然会有社会分化,然而却没有找到应对社会分化的手段,从而不能进行有效的社会整合。具体到某个国家,那么也是什么东西阻碍了社会整合。譬如,官僚集团内部出现分裂,民族矛盾与民族分裂,族群冲突,两极分化等。

 
  • 多维

    其实现代民主政治发源的西方国家,现在也在面临民主的危机。在美国与西欧,当地人最为诟病的就是选举式民主蜕变为政客或利益集团谋私利的工具以及民粹的舞台。有人认为这只是民主实践出了偏差,不是民主自身的问题;也有认为这是民主的宿命。

 
  • 郝宇青

    我认为是民主自身的问题。民主政治是伴随着工业化、现代化的进程而出现的,因此可以说,民主政治是和工业化的经济相适应的。

    然而,当西方国家的经济发展进入后现代之后,民主政治并没有随之发生相应的变化与调整,从而落后于经济发展的步伐了,两者之间不再适应了。这真的就是民主危机了。因此,西方国家是时候对民主政治模式进行调整了。

 
  • 多维

    中国政治学界现在有一种认同度比较高的观点,现代化形式的西式民主是基于其两千年连续性传统的内生性演化而来,没有相应的背景条件与基础条件,不能照搬;西方国家的现代民主政治本是伴随现代化的过程不断完善,但出于意识形态竞争的需要,反过来向发展中国家宣传“实行了民主政治才能实现现代化”。

 
  • 郝宇青

    这一观点也是出于意识形态竞争的需要而采取的应对之策。

 
  • 多维

    提到“照搬”,便很容易联想到“中国道路”、“中国模式”。部分观点认为,中国现行的政治体制是与民主背道而驰的,虽然有“协商民主”,但归根到底还是一党专政。习近平在中共十九大报告中,首次定义了中国特色的民主,也即“最广泛、最真实、最管用”。你怎么理解这一定义?什么是“最管用的民主”?

 
  • 郝宇青

    所谓“管用的民主”,从其字面意思来看,就是具有可行性、可操作性的民主。要理解“管用的民主”,其实可以反过来设问:在当下中国,什么是不管用的民主?

    第一,在中国,中国共产党是唯一的执政党,因而不可能实行多党式的竞争性选举,但是,可以实行党内民主。目前实行的差额选举,即可以看作是党内竞争。

    第二,由于当前中国的改革已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所需要的是团结一致,以便集中力量克难攻坚,所需要的是政治秩序和社会稳定,而不需要社会分裂。这也就是亨廷顿所说的:要先有秩序,而后要自由。所以,那种可能会引发社会分裂的选举,在当前就属于不管用的状态。

    第三,当前国民的民主素养还没有达到可以实行选举民主的阶段,从上到下还处于“一放就乱,一收就死”的不自觉阶段,这样一种不良的政治生态,也不利于实行选举性民主。因此,“管用的民主”就是与当前中国政治经济形势相适宜的、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可以控制的民主。

 
后记
虽然对岸的大陆不足以成为台湾民主的“参照系”,但拨开世界范围内的民主迷雾,也许台湾不管是庙堂之高的执政者,还是江湖之远的普罗大众,是时候重新审视民主之于己方的价值和意义了。唯有如此,当台湾年轻人说出那句“至少我手里有一票”时,才可能掂量出昔日引以为傲民主的真实分量。
撰写:元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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