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
从中央治港人事调整,到实施粤港澳大湾区战略,近年来愈来愈多的治港事例,均显示出北京正扭转过去对“一国两制”的僵化认识,开始从被动走向主动,从消极走向积极。前一段时间被热议的“23条立法”,同样是中共开始加速践行“一国两制”的重要举措。为何选取在这个时间段,中共开始着力推行这一政策,其背后的深层逻辑在哪里?对此,多维新闻专访到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副教授、港澳研究会理事田飞龙。以下为访谈实录。
  • 多维

    为什么在这个时间节点提出香港“23条立法的问题?

 
  • 田飞龙

    第一,中央一直认为“23条立法”是特区政府要完成的一项宪制性任务,是特区政府实施基本法的一项工作。

     

    这些年来看,香港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之间有一个默契,这个默契就是在后占中的氛围之下避免再次产生刺激性的议题,去刺激泛民派与香港民众,所以要用经济民生的方式去缓和及重建信任关系,进而把“23条立法”的议题后滞。

     

    但是后滞不能无限期的拖延,它要与整个国家的安全法治的闭环动作协调进步。这些年国家审议制订了国家安全法、网络安全法等等一系列的国家安全的法律法规,而“23条立法”应该是整个国家安全法律体系的一个显著缺口。所以在林郑任期的后半段,以某种方式去重新讨论和启动“23条立法”,这也应该是林郑与中央的默契,也是对港工作部门认为的一个比较合理的时机。

     

    当到了林郑任期一半之后,特别是粤港澳大湾区规划通过之后,应该说经济民生的建设已经告一段落,“23条立法”的紧迫性与合理时机逐渐到来。

     

    从法律上来看,对“23条立法”确实有不同的观点。《香港01》的报道里面也确实提到,一种观点是,穷尽香港本地法律资源去反港独。这几年特区政府也做了一些努力,比如保安局援引《社团条例》取缔香港民主党,还有针对梁天琦的旺角爆乱案,律政司检控,法院定下了暴乱罪的先例。

     

    但是仅仅依靠香港本地法律资源与特区政府的推动,中央认为现有的工作还不够,还有大量的港独和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在香港本地法律管制之外。比如说,香港本地的政治团体与国外之间的政治联系,还有跨境港独的言行,在香港法律上不能得到监控和惩罚,这其实加大了中央的忧虑。

     

    而特区政府在启动“23条立法”上其实是有拖延心态的,它不太愿意在本地政府中引爆一个“政治炸弹”。所以“23条立法”的持续推动力就只能来自于中央,中央肯定是在权衡各方情况之后选择了如今的举动。这种推动肯定也不会像国内强硬派那样,由中央直接立法列入附件中,这种方式在香港社会一定会产生很大的反弹,同时也不符合现在“一国两制”之下,中央要通盘考虑,尤其还有粤港澳大湾区战略实施的大背景之下。

     

    所以目前来看,人大常委会的“23条释法”可以看作是中央直接立法和香港自行立法之间这样的一个中间道路。这条道路,使得香港“23条立法”在通过之前,得以在香港法治中实际被使用。关于“23条”的立法原意,中央既有法律的解释权,也有更权威的一种阐释的空间。中央需要在“23条释法”当中清晰地阐明7种危害国家安全的罪行基本的构成要件,以便让“23条”具有一种直接的约束力,可以约束和指导香港当地的法院和行政机关解释本地的法律,让本地法律更加靠近人大释法,从而用人大释法与特区有权机关执法相结合的方式,实际上达成变相执行“23条”的结果,而不必等到一个大而全的国家安全条例出来之后,“23条”才能获得执行。所以通过人大释法加上香港本地执法,这种方式也是“23条”实施的路径之一。23条本身是有直接效力的,需要做的就是激活及具体化这种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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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写:元峰 甄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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