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嘉宾
樊鹏:中国社科院政治学研究所副研究员
 
  • 樊鹏

 
导语
一个月前,中国政府召开了第二十一次“全国公安工作会议”。从会议的出席人员安排、习近平所做的讲话内容来看,中南海对于此次公安大会的重视程度极高,但中美贸易战的硝烟似乎冲淡了海内外舆论对中国内政事务的关心,以至于这次会议在舆论场内未曾掀起太大的波澜,中国官方媒体的报道更是“统一口径”的简单宣传,普遍缺乏对这次会议上习的讲话做出更深的解读。 

事实上,这次会议的召开正值中共治国理政进展到特定阶段的时间节点,习近平的讲话内容更意味着中国公安系统深度改革的开场。中国政治观察家们的“缺席”,源于他们对于习近平今天为什么要改革公安系统,公安改革与“第五个现代化”之间的关系,缺乏深度理解。围绕相关话题,多维新闻记者与中国社科院政治学研究所副研究员樊鹏展开对话。
  • 多维

    不久前中央召开了公安工作会议,对公安工作有了一些新的表述,比如改革工作效率、提升动力和质量变革等等。最主要的关注点在于整个公安系统治理现代化的问题,从人事、理念以及制度层面展开探讨,从公安改革研究的角度分析,你怎么看这些表述的意义? 

 
  • 樊鹏

    观察当下的改革要基于整个公安队伍的历史,公安部门有一定特殊性,它是一项十分重要的国家基础权力。从政治学的角度来看,警察既是国家形态中的垄断暴力机关,又掌握着社会的所有信息,比如流动人口、户籍、企业等等,可以渗透到社会的微观细胞中。 

    这个特征决定了,警察的作用不仅仅涉及“稳定”,也涉及“发展”。习近平主席在会议上发表讲话的时候提到,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发展稳定两个主题都与公安队伍挂钩,公安是一个维持稳定的机构,也是一个维持公共安全的结构。 

    为什么(公安)还涉及发展?因为在过去,中国的各项国家职能的发挥都离不开公安,公安既掌握地方实际情况,又有强制功能。比如,上世纪80年代初商品经济还没有全面推行的时候,抓流氓、打击投机倒把,这些都得依靠公安的力量。 

    那时中国连国家税务局也没有建立,包括统计、财税在内的很多国家职能都在逐步健全。在那种情况下,任何一个职能部门在工作中实施自己的职能,几乎都需要公安配合,整个公安系统还承担了很多其他国家职能。像农业税没有改革之前的90年代,农村交公粮等事务都需要地方公安出面,后来的信访工作也需要警察盯着。 

    习近平主席讲的一句话很经典,就是公安队伍是牺牲最大的一支队伍,奉献最多的一支队伍。警察队伍里的人对这一点的理解与感同身受最为深刻,因为这其中还有一层没法说出来的意思,表达起来会有些不雅:公安机关长时间以来也是一个为其他部门“擦屁股”的部门,发展过程中遇到的各种“疑难杂症”、“烂摊子”最后都是由警察来收尾、善后。 

    这就是为什么很多看上去不应该是公安该管的事情都堆到了公安头上,所以经常看到警民关系紧张的案例。2002年中共中央提出“法制建警”的理念,就是因为2002年之前对警察的管理各方面都不够规范。 

    这种不规范除了公安制度本身的不规范,也与历史遗留因素密切相关。国家要维持这样一支队伍,但经费又不够,于是警察和各种具体业务部门捆绑在一起,通过其他部门的协助获取一定资金,这些情况都是在特殊历史条件下形成的。 

    这里面有一定好处,因为警察能协助保证国家其他各个方面职能的发展,保证国内维稳、扫黑除恶的工作开展。但是负面影响就是警察的规范化、法制化、职业化以及专业化都受到很大影响,这些都是历史阶段的产物。

    习近平在公安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有继往开来的意味,指出警察同志很辛苦、风险最多,明确表示在政治上对他们特殊关怀,待遇经费都要提高,我相信这种表态之后,后续行动会跟进。 

    中央一直都肯定公安的工作,不管海外作何评价,我认为中央这种肯定的态度是十分充分的。中国公安用了相对较低的成本创造了一个安全奇迹,中国现在的刑事犯罪率很低,每10万人杀人案件数为0.7起,这个数据在美国是3.9。中国大陆这个指数比香港、澳门都低,所以说中国社会的安定指数很高,公安部门有很大功劳。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公安)没有任何问题,在过去的发展中,公安工作也出现过大问题,除了刚才提到的专业化、职业化、规范化以及法制化,其实公安队伍的政治性也很重要。这一点过去提到得很少,因为周永康事件,在政治上造成了一种负面经验,包括公安在内的政法队伍,在政治大局意识和核心意识上面有了一些惨痛经验。公安队伍有暴力功能,又在其他各方面工作中嵌入很深,说白了就是权力十分大,一旦政治上出了问题,就是大问题。 

 
  • 多维

    这次会议除了对公安工作阶段性的总结之外,似乎还提示了公安改革方向下阶段的工作重点,也反映了会议本身的重要性。 

 
  • 樊鹏

    没错,这也是为什么习近平总书记开这个会议,首先就在重点强调政治建警,就是在部署未来工作的问题上,第一条就是督促警察队伍保持忠诚、责任和担当,这一点尤其重要。要对党忠诚、对中央忠诚,要把整个公安统一到党中央的角色部署上来,现在党中央是能够统筹协调国内、国外两个大局、发展稳定两大主题的唯一力量。 

    中央很多文件指出,随着改革的推进,改革的风险也出现了新特征,也就是改革的系统性、综合性和整体性在增强。意思是,过去的风险是局部的、地方的、点状分布的,但是现在的风险是整体的、联动的和综合的。在过去的模式下,公安队伍是“条块结合”的体制,以“块”为主,就是按照地域划分分工负责。 

    警察队伍适应了过去那个时代的运作模式,哪里需要补位到哪里,这带来的一个问题就是在政治上的统筹性和总体性不够,这也是负面经验产生的原因。今天的公安要有清醒认识,要以中央部署为中心,各省公安和地市要在中央的路线上,主张保持中央政治建设,这就要求公安队伍在观念上进行转变。 

    但这不意味着要放弃条块结合为主的思路。总体来看,主要还是要在政治方面维护党的统一,整个改革主旋律和风险矛盾的特征发生了变化,所以公安队伍一定要有清醒的认识,要协调统筹性矛盾,毕竟最终是由党中央领导。 

    也有人提出质疑,这样改革会不会带来一些负面效应,比如地方缺乏积极性,以及信息成本过高。这些都是次生问题,但从正面来讲,现在的主要矛盾,就是过去分块“经营”、九龙治水导致了很明显的负面效应。所以党中央不仅在经济、社会领域加强统一部署,现在也开始在公安系统强调统一部署的重要性,这是对公安的政治建设的定调,我认为这个会议是以后公安系统发展的一个重要转折点。

    其次,改革建警。刚才提到,以往公安深度卷入其他地方事务,造成规范化、职业化以及专业化水平较低,这是由历史原因造成的,当时国家各方面基础能力差,经费也不足,而且警察队伍专业化需要有一个积累的过程。 

    现在历史条件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改革更多的是强调问题导向,强调专业化处理一些问题,去年党和国家机构改革就强调加强统筹协调能力。 

    比如,原来由历史形成的、分布于不同部门的职能,现在都统一归入某一个部门。为什么中国国家宗教事务局、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要和中共中央统战部结合?(记者注:2018年3月中共中央印发的《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中,中国国家宗教事务局并入中央统战部;中国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归口中共中央统战部领导,但中国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仍作为中国国务院组成部门)因为这些部门处理的事情差不多,所以统一到一个部门,统一对党中央负责,而且现在国家强调统战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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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写:戴仑 甄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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