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
对于中共这些年的党政机构改革,有着种种不同的解读和评说,有些评论甚为矛盾。或是赞誉,认为这是为破除“政令不出中南海”、 破除“九龙治水”的措施,构建了中共特色的党政关系;或是批评,称中共体制在改革后更加走向集权。为何会有这种大相径庭的评价?是意识形态作祟还是学识知识不同导致?

笔者作为对党建研究有兴趣的后辈,就些许疑问特别整理了中共党建领域著名专家王长江教授近几年的作品,并向他请教。他曾是中共中央党校党建教研部主任,2016年退出领导岗位。逃离琐事和行政任务的他,有了对于中共党建及其历史作更为专心更为深入思考的机会。

“好多根本问题和概念都要重新认识。”这是王长江总在提的一句话,也是我印象最深的一句。或许也就是这一句话,击中了我的所有疑问。我们把他的所思所想编辑成以下对话,以飨读者。
  • 多维

    去年,中共对党和国家机构进行了大幅度的改革,这种深度改革,基于中共建政70年来的经验总结,也是对于目前改革进入深水区的一种回应。其中反映着中共对于党政关系的新看法,以及中共对于权力的认识。

 
  • 王长江

    近年来,我研究的着眼点主要在中共建政之后党建方面的历史。诸多收获之一,就是了解和认识了这个党对于权力的认识和运用实践的曲折过程。我们知道,一个党获得了国家公权力,生存的条件完全变了,由此带来的在理念、理论、行为方式以及国家治理等等方面的情况,都会与之前不掌权时有很大的不同。用新制度主义的观点来解释,虽然一个政治系统本身就是制度,但其实它周边环境、制度活在其中的文化,过去叫做制度环境,其实都是大概念制度的组成部分。正是这个大概念的制度,约束着权力,决定着权力的运行。共产党在局部执政的时候,约束中共权力的最大因素是执政的国民党,这就是当时的制度环境。它促使中共在那段时期内必须做到比国民党更先进,才能吸引更多的民心。这是制度环境本身就有的对中共的巨大约束力。但是,共产党在全国执政后,情况就不一样了。原来外部的国民党政权的压力一下子垮掉了。在这种情况下,权力要不要约束,谁来约束,用什么来约束,都成了新的问题。可以说,它们是伴随至今一直在探索的问题。今天的改革,就是这个探索的继续,是这个探索的一部分。

 
  • 多维

    对当时取得政权的中共来说,可能国内并不存在对其有影响的政治势力,但放眼世界,无论是苏联亦或美国为首的西方,都对中共某种程度产生着制度环境的影响。

 
  • 王长江

    的确,国际环境任何情况下都是一种存在着的制度环境,它们是有作用的。但对于一个执政的党而言,这种影响是间接的,只能看作是一些外部影响因子,是背景,而不是构成权力约束机制的内容。纳入国家内部制度的约束才是直接的。从历史上看,如果构成约束的机制是缺失的,权力任性往往会不受限制地体现出来,只有在付出巨大的代价之后,才会出现改变。因此,对于执政党,特别是对于共产党一党领导的制度而言,如何规范和约束手中的权力,始终是一个事关命运和前途的重大课题。

    对于如何规范和约束公权力,一般民主理论有很详细的论述。基于民主政治的理念,西方的多党制、三权分立以及议会制、总统制、君主立宪制等制度架构得以形成。苏共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形成的显然不是这样的限制权力理念。中共在很长的时期内接受了苏共的观念,曾经认为,权力之所以出现腐败等问题,是由于它的阶级属性。剥削阶级的政权,不可避免地会出现腐败。无产阶级则不同,我们用了大量诸如最先进、最大公无私、最代表未来等词句来形容它。这给人的感觉似乎是,它掌握的权力没有约束的必要,或者自己能够成功约束自己。这客观上导致了这类政党普遍没有在设计相关制度上下功夫,最终结出了权力失去制约的果实。中共执政之后发生的不少事情,也都与权力约束不够有必然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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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写:元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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